2000年夏天的傍晚，落日的余晖爬上山顶。我挑着百来斤担子赶路回家，却看到母亲满脸是血——她一个失脚滚下了山坡，等爬起来时，额头的血已顺着脸颊往下直流。

这些年来，我时常想起见到母亲脸上的血后，我晕过去断片的那个时刻。那短短的几分钟后，晕血成为我人生解不了的“结”，一见到血就头晕。

父母感叹，这样的娜妮（浙江方言，意为姑娘）如何当得了医生和护士。

(资料图片)

说起来很富戏剧性，晕血的我、胆小的我，竟有那么几次被迫站在了救人“前线”。

一次在地铁口，一名女孩毫无征兆地突然晕倒在我面前，我慌了一下，马上掏出手机打120，与其他好心人一起陪她等救护车。

还有一次，在市区一处河道边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女人从桥上跳下去。当时，我和12岁的女儿刚好从河道边经过，看到这个情景，我赶紧扔下手中刚买的菜，跑到附近马路上大喊求救。众人上前，有的打120、有的打110……

谢天谢地，他们都得救了。

再一次有了当年“晕血”无助的心情，是收到父亲确诊为癌症的消息。

这一年多来，看着父亲做大手术、一管管抽血、一次次扎针、一回回进出急救室，二十多年前的晕血阴影竟然慢慢被治愈，我成了一个能随时拿起针管冲洗PTCD（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）管的家庭护士了。

生命如此可爱又如此脆弱。健康生活时，我们不曾体会进出医院、缠绵病榻的苦闷和痛楚，更不曾理解生命戛然而止的无助和绝望。我开始寻找急救培训的机会，这或许对我会有心理的安慰作用。

今年7月，我终于等到一个急救培训的机会。要先参加20个课程的理论学习，通过理论考试，才能实操培训。理论学习包括各种急救基础知识和急救技能要领，诸如发生踩踏时如何运用“人体麦克法”、异物进入气道如何使用“海姆立克法”、癫痫病人发病如何处置等。

实操培训时，老师现场示范了止血包扎、心肺复苏、自动体外除颤器（CAD）使用等急救技能。让我惊讶的是，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十分简便，只有“打开，贴片，通电，（需要时）除颤”四个步骤，非医学出身的普通人稍作学习便可掌握。但如果没经过急救学习，哪怕面临心脏骤停的紧急情况，大概率我是不敢轻易拿出和使用地铁站、商场等公共场所显眼处的这台救命神器的。

培训在上午，考核在下午，学员们趁着午休时间反复练习实操技能。最难的还是心肺复苏，30次心脏胸外按压加2次人工呼吸为一组，2分钟内要快速完成5组动作。心脏胸外按压力度和速度都要求极高，太轻按压无效，太重可能造成胸骨、肋骨骨折；太快心脏回弹时间不够，太慢则影响效果。哪位学员要是一上手就力度、速度刚好，还能一口气做完2分钟，模拟人体自身携带的检测仪器持续亮“绿灯”，现场观摩的其他学员都会送上大拇指，纷纷鼓掌。

正式考核时，每位学员开展心肺复苏都不轻松，做完5组都直冒汗，一些女学员做到最后一组时明显体力不支。但真实的急救远不止2分钟，要持续十几分钟，甚至更长时间，哪怕中途换人也要在5秒钟内完成，所以考官时不时还要随机让学员加做几组。

可仅会心肺复苏还是不够的。在我前面接受实践考核的学员是位学医的老师，只见她完成全部操作动作后，对着模拟病人说：“先生，您刚刚晕倒了。我们已经拨打了120，在救护车到来之前，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。”

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，任何治疗和救助，最终都指向心灵的慰藉。

轮到我时，我顶住最近右肩肌腱损伤的疼痛，咬牙坚持做完5组心肺复苏。然后现学现卖，也学着医学专业人员，对着模拟人体耳边一番心理安抚。大汗淋漓后，换回了一张红色的急救员证，正式成为一名可随时随地上岗的“急救侠”了。

以前不敢也不能参与别人的生命，我的勇气好似仅够自己活在世间。如今，我终于积累了足够的力气，期待着随时可以挺身而出，像盖世英雄一样帮助到别人。

标签：